成功人物  
法学男神成长——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
2015年07月09日

    2009年金秋,一篇《凯原法学院2009年新生开学典礼致辞》的帖子在各大学校内bbs上广为流传,吸引了许多大学生的关注:
  凯原法学院的宗旨并不是仅仅培养一群工匠,或者为工商社会的律师打造一批金饭碗,而是要培养出一代伟大的法律家。
  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下一个历史轮回中,你们注定要担当承先启后的重任。但愿你们不要虚掷今后的数年光阴,辜负国家——国与家的前辈——的殷切期待。但愿在下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候,在六十年之后,你们还能够重新聚集在这里,盘点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民主以及法治方面的辉煌成就。
  这番充满了激情与鼓励的寄语唤醒了年轻人的梦想,他们在帖子后面留言,有感叹、有羡慕、有期盼,也有对作者——季卫东学长的钦佩和敬仰。
  近年来,海外学人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国内。2008年,季卫东学长辞别任教近20年的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走进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该校法学院院长。这成为当年中国法学界的一大新闻,甚至有法学人士预言“中国的法学重心南移”。

  乡情熏陶出来的文科“状元”

  季卫东出生于江西南昌市。1975年,高中毕业后,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被分配到江西乐平县临港公社农村插队落户,度过了四年光阴。
  之前,季卫东从没真正干过体力活。第一天下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刚开始时,连当地的小女孩都比他干得快,这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心里着急的他割稻子时常常不小心割伤了手指。
  但是季卫东的适应能力很强,两年以后便成为了务农好手,当上了生产队大队长,后来又被调任县长秘书。1979年,高考恢复两年后,季卫东决定报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两个选择都来自他插队生活的体验和思考,“下乡后,我感受到了农民的质朴,也很同情他们的某些遭遇。新闻和法律是反映和保护农民合法利益的两个重要方向”。
  因为考前每天复习到晚上一两点钟,高考结束又立即投入“双抢”(南方农村夏季抢收抢种),结果一下就累倒了。那年夏天,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的季卫东,获悉了自己考取江西省“文科状元”的喜讯,接到了来自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

  “不食人间烟火”者的石破天惊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很艰苦,但到处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大食堂的墙壁上、三角地的张贴栏里,有各种沙龙和讲座的通知,有关于时局的讨论,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每个北大学子都是一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样子。”回忆起大学时代,季卫东心怀感慨。同学们的求知欲都极旺盛,天蒙蒙亮,图书馆门前就排起了长队。当时法律专业的书籍还很有限,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著作在校内新华书店极为抢手,饭后到书店转一圈几乎成了季卫东每天的必修课。他笑称,“当时盗版的台湾书籍对迅速缩短法学领域的知识时差还是功不可没的。”
  除了读书,季卫东极少参加娱乐活动。当时大学生热衷的校园舞会、郊游等几乎见不到他的身影,美术、篆刻等喜好也基本抛之脑后。班上同学都称他“不食人间烟火”。对于这个评论,季卫东“不服气”地说:“其实还是喜欢到‘学三食堂’买三角五分钱一份的红烧排骨或者木须肉的。”当然,除了晨跑和晨诵,到图书馆排队、占座,季卫东还是没有辜负未名湖畔浪漫的景色,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自己的太太骆美化女士。
  然而,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才子,却在北大掀起过一阵不小的波澜。在1981年五四学术研讨会上,读大二的季卫东发表了一篇批判维辛斯基法律定义的文章。维辛斯基是苏联1930年代的法学权威,他的理论是苏维埃国家与法律理论体系的基石,对1950年代之后的中国法学界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季卫东的论文一经发表,便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应。一些老师和高年级学长调阅原稿,约他晤谈,也有研究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季卫东感到了压力。回想起这段经历,季卫东颇有“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立上头”的感觉,对于母校自由的学风和栽培之恩满怀感激。
  孰不知,季卫东在五四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在场,当时也在法律系就读的李克强总理也调阅过他的发言,颇为欣赏这位小师弟的观点。从那时起,季卫东的发言手稿在部分师生中辗转流传,他也成为法律系师友们关注的“明日之星”。也正是从这篇发言开始,他对“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基本命题提出质疑,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对法律秩序背后的客观规律、法律体系的科学基础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探索,产生了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的观念。他与赵震江教授联名发表的《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框架》开当时风气之先,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科技时代的法律新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观点、新命题。1984年全国首届法学研究评奖,这篇论文获得了一等奖,引起了国内法学界的关注。这次的获奖就像系在风筝上的红绳,使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虽身在异邦,却始终与国内法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阴差阳错,赴日留学从教廿余载

  1982年,即将毕业的季卫东面临留校深造还是出国留学的选择。虽然早有留学的愿望,但苦于法学理论专业一直没有派遣留学的名额,他不得不准备报考研究生。当时很多朋友劝他,既然外语不错,怎么不改修个涉外的专业,例如外国宪法、国际经济法、比较刑法之类的,以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季卫东并不为所动,他想仅仅为了出国就改变志向,未免有点本末倒置,急功近利了。
  幸运的是,1983年初研究生招生计划公布,季卫东所修的法学理论专业有一个派往美国的出国名额,据说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然而好事多磨。那一年,中美关系突遭“寒流”,影响到了留学生派遣。等他接到正式通知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派往日本留学。赴日留学是季卫东始料不及的,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20多年。
  1985年4月1日,季卫东正式进入京都大学法学院硕博连读。一年多之后,他到东京参加学会,顺便访问了几位著名法学家,以便确认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他跟川岛武宜、六本佳平、千叶正士等几位法学教授都联系过,给千叶正士教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当时,千叶正士教授正在负责筹备IVR世界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大会,当即邀请季卫东在1987年8月的IVR世界大会上演讲。季卫东初生牛犊不怕虎,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了。
  事后便意识到自己的鲁莽。那时他刚留学不久,日语还不是很好,英语虽曾在1983年北大校级英语竞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但也从未写过英语论文。季卫东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一届的IVR神户大会参会的中国人只有三位,另两位国内代表是孙国华、沈宗灵两位大家。在季卫东发言时,台下坐着的不仅有来自各个法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还有日本法学界的泰斗。他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专家的认可,包括神户大学一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杰出学者。年底,这位教授与他在京都大学的指导教授联系,希望季卫东在博士毕业后到神户大学任教,次年又重提此议。本意想回母校北大从教的季卫东考虑再三,在征求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处的意见后,最终接受了邀请,1990年正式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六年后晋升终身正教授。

  学术上的黄金时代

  季卫东对80年代的个人记忆的句点,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海子的宿舍与季卫东一墙之隔,海子在接到北大法理专业研究生落榜通知后,曾跟季卫东在未名湖畔漫步谈心。回首往事,恍若隔世。季卫东不明白,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为什么选择那么惨烈的方式告别人世?

  诗人海子选择离开,季卫东则开始了另一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是他学术上的黄金时代,论文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著作接连出版,专著《超近代的法》获得日本法社会学会首届优秀著作嘉奖,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他的著作被广泛引用,他本人也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同时他又接连在国内顶级社会科学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成为国内法学界在该刊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国内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以及制度实践的启动与展开。1993年发表的《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一文,近20年里被引用率始终高居榜首,后来“程序应当成为中国今后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上升为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
  从2001年夏天起,季卫东开始在国内媒体发表非学术类文章。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高张主义的旗帜。季卫东说:“如果缺乏细致的推敲以及制度化作业跟进,主义之争不是流于意气用事,就是陷入玄谈游戏。”所以,他特别强调公正程序和论争规则,坚持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围绕“主义”的争论才有可能真正形成政治共识。季卫东给《财经》等杂志专栏撰写的文章通俗而隽永,理性而沉静,但是沉重的现实有时又让他的笔端凝聚着沉痛和悲愤。

  五代法学家的共同梦想

  在外漂泊了20多年,季卫东一直在等待适当的回国时机。“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语境”,他说:“这也意味着我无论身在何处,都有一种使命感,就是应该为祖国做点什么。”
  2007年开始,季卫东认为回国的条件日渐成熟了。中国法制转型、法学教育改革、国际化、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都需要有人推动。“真正的事业成就感,只有祖国才能给予”,他说。
  2008年9月20日,季卫东放弃日本的教研生活来到上海,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到任后的季卫东,对凯原法学院的教学、科研、国际化以及社会贡献等进行了布局,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他称之为围棋的“金角银边草肚皮”和“谋势不谋子”原理。他吸收日本、韩国的经验和教训,一回国就推动三三制法科特班的创办和法学教育国际化等一系列法学教育改革举措。在他的带领下,从2012年开始,凯原法学院连续四年在著名的QS世界大学排名榜中进入法学专业全球百强之列,从国际声誉来看已经进入中国第一方阵,也是北大法学院之外唯一获此评价的法学院。
  回首自己与凯原法学院共同走过的历程,谈及为何当初选择年轻的凯原法学院时,他说:“我不是为了做官而来的。在行政系统里,法学院院长算不上什么官。我之所以愿意担任院长职务,是想要做些实事,推动法制发展。”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法学家许章润先生的论述,许先生曾经把近代以来百年间的中国法学家分为五代。第一代是清末变法改制期间登台的法学家,第二代是20世纪20年代以降接受了现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学家,第三代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崛起的法学家,第四代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苏式教育培养的法学家,第五代就是1977年后经由高考入读法律院系、逐渐成长起来的法学家。五代法学家尽管遭际不同,命运各异,但是推进“现代化法制”,推动中国走上宪政之路是几代人的共同梦想。作为第五代法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季卫东非常敬仰第四代法学家江平先生的道德风骨,他在《法不阿贵方成公器――关于宪政之路与江平先生风骨的随想》中说,虽然他与江平先生并无深交,但是“彼此心意相通”。
  这彼此相通的“心意”,也许就是回荡在几代法学家心中的共同梦想。